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和攻击，并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7月，西方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会议宣布对中国中止高层政治接触，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此后不久，国际形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国际上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的论调，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关键是自己要搞好。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
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为了扭转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确定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90年至1992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印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并同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54个。中国还成功争取到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中国没有因西方国家的“制裁”而被孤立，反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与经济结合、官方与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但也逐渐意识到孤立中国未必符合自身利益。1989年7月至12月，美国总统布什两次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来华进行沟通。在中美关系最困难的阶段，邓小平指出：“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同时，中方继续以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积极同美方进行沟通。海湾危机爆发后，为得到中国在海湾问题上的支持，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善两国关系。1993年11月，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
经过努力，中国有效应对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种种外部挑战。西方国家的“制裁”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最终被打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坚定地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官方微信
网上缴费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