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军事战争等重大问题，并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法，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是劳而无功的。”会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
遵义会议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刘伯承回忆：“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党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就是党的高层干部从失败中逐渐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结束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养成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当时由于电台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在没有请示共产国际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撤销了“三人团”，批判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认为“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判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讲述人：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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